□ 本报记者 刘海琴 张洁茹 沈蕾

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，5·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，“中国大运河文化讲堂”回到运河原点城市扬州，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与专家、学者、观众、网友共赴一场“大运河之约”。

本期中国大运河文化讲堂以“‘河’以载道，水润中华越千年”为主题，回望申遗历程，共同探讨“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”的时代命题，彰显运河文化的时代价值。

“2006年新年到来之际，我们3位年老的城市规划与建筑、文物古建筑保护和工艺美术工作者，怀着急迫的心情，联手致信给您，呼吁用创新的思路，加快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……”在主旨演讲环节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讲到一封信——文物专家罗哲文、古建专家郑孝燮和他写给18位运河沿线城市市长的《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“申遗”工作的信》。

当时，郑孝燮先生90岁，罗哲文先生82岁，朱炳仁61岁。这封信只有短短880字，却推动了大运河申遗步伐，三人也因此被称为“运河三老”。活动现场，朱炳仁展示这封信的修改手稿。“对比草稿和定稿，可以清楚地看到罗老、郑老对国家的拳拳之心，体现了他们治学求知的谦逊和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殚精竭虑。”朱炳仁说。

2006年，全国政协组织60多位专家对京杭大运河进行全线考察，1000多公里的行程，朱炳仁全程参与，既领略了运河文化的灿烂辉煌，更感受到保护运河遗产、传承运河文化的重要性。

申遗成功，让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名片。如何答好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命题？朱炳仁提出零使用保护、零发展保护和零干预保护的“零保护”概念，全方位保护运河遗产价值，多元化手段保证运河文化传承。“希望大运河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，把中华文脉、中国精神保存下来、流传下去。”朱炳仁说。

“中国大运河的英文翻译是The Grand Canal，不需要加of China，因为大运河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，只有中国的这条运河可以被称为大运河！”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、《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》主要撰稿人之一赵云，在演讲中从开凿历史、河道长度、运河作用等角度阐释大运河的价值，并作出这样的总结。

大运河到底沟通了什么？赵云以25个100年为维度，用运、河、人三个字来描绘她眼里的大运河。首先是河之沟通，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和沿线湖泊、三角洲，跨越巨大时间、空间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，是中华民族智慧、决心与勇气的成就。其次是运之沟通，总长度近3200千米、有2500多年的历史，对促进国家统一、强化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有重要作用。再次是人之沟通，一水相连、串珠成链，沿线人文景观交融演进。2014年，包含31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其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。

中国的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运河价值弘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尤其是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，通过充分挖掘核心遗产的文化意义，将其与“中华文化重要标志”象征性价值对接起来，实现文化文物资源整合、文化与自然融合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国家战略对接、文化引领发展。“运河文化的复兴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。”赵云说。

活动现场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发来视频致辞。他表示，无论是在今日还是在往昔，大运河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，致力于保护和推广那些丰富我们共同历史和未来的遗产。大运河是一项非凡的工程成就，象征着人类不懈的努力和奋斗。过去十年，中国对大运河的保护承诺令人钦佩，诸如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举措，不仅使这条古老的水道焕发了新的生机，更为其他国家保护其文化地标树立了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