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杨丽

最近，两起地方政府的公文抄袭事件引发舆论关注。山西某地的一篇领导调研稿，竟和当地某单位的另一篇领导调研稿高度雷同，全文约390字中竟有超过320字重复。而广西某县的森林防火规划中，关于水文数据描述与500公里外的另一县介绍文本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照搬了当地根本不存在的乡镇名称，让人大跌眼镜。

政府公文是政策意图的直接载体，是施政方向的具体指引，代表着政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。无论是调研稿还是规划文件，都应立足当地实际、深入一线走访，精准把脉、对症施治，为地方发展提供科学指引。特别是一些涉及民生福祉、公共安全的实务文件，更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反观上述抄袭事件，靠“复制粘贴”拼凑的调研，何以有效指导实践？连基础信息都“张冠李戴”的防火规划，又岂能筑牢安全防线？文字上的“偷工减料”，表面看是行文疏漏，实则可能在现实中埋下“差之毫厘、谬以千里”的隐患，不仅消解了公共政策的严肃性，更损害了政府形象。

公文抄袭背后，是对公共事务的敷衍，是“懒政病”，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作风。有的干部将公文写作等同于简单的“文字搬运”，在起草公文时，不愿深入基层调研，不了解实际情况，便东拼西凑、闭门造车；审核环节更是形同虚设，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未对内容进行认真把关。从起草到审核，各个环节都敷衍塞责，“文字乌龙”的闹剧频频上演，暴露出一些干部责任意识的淡薄与工作作风的虚浮。

深究起来，公文抄袭的顽疾，板子如果只打在执笔者身上，恐怕难以触及问题的症结。“传递式”发文、“共享式”写作现象屡禁不止，背后还有“唯材料论”的不良倾向在推波助澜。有的地方过度重视材料，将抓落实简单等同于“发文件”，用材料的厚度衡量工作的力度。很多文件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应付上级或检查而写。形式主义之下，基层干部时间紧迫、分身乏术，为了完成任务、应付考核，疲于“包装材料”“堆砌数据”，陷入“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”的恶性循环。不合理的材料考核要求，助长了抄袭之风。因此，只有从考核机制上扭转这种“重痕轻绩”的倾向，让务实严谨成为公文起草的硬杠杠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“抄作业”式发文。

治理公文抄袭这一沉疴，必须深挖根源、精准纠治。中办、国办近日印发的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明确要求，切实精简文件，严控文件数量，严格控制临时性、配套类、分工类发文。同时要求加强日常动态监测，防止以“红头”变“白头”、正式改便笺、多文合一等方式规避发文数量管理。这些要求旨在坚决破除形式主义，大幅减少文山会海，扭转考核机制中“干得好不如写得好、报得快”的错误倾向，让干部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中去。

说到底，破除公文抄袭背后的形式主义沉疴，关键在于让公文回归实事求是、解决问题的本源。把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，转到田间地头摸实情、干实事，才能让公文褪去虚饰、回归实效，让政策真正落到实处、造福于民。